万历十五年读后感【9篇】

听说《万历十五年》开创了一种新的大历史观，脱离编年史以时间顺序编撰的流水账和《史记》等侧重史料堆砌的传统。那么你们读后又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下面是小编精心为大家整理的9篇《万历十五年读后感》，希望能够满足亲的需求。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篇一

到上一搜，有关这本书的介绍是这样说的：“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书之一”。介绍中还引用了一句温总理的话（真实性值得怀疑）：“这本书天天放在我的床头，我可能读了有100遍，天天都在读。”温总理都百读不厌，定是经典之中的经典之作了。

因此就买了这两本书。至此两本书我也已看完。

万历虽然没有我想像的精彩，读起了也没有甘之如饴般美妙，但至少有点醍醐灌顶的感觉。这本书让我明白了，三纲五常只是在概念上，或者是在中下层百姓中运行的规则，或者是统治者控制中下层百姓的工具，在政治上却是全然不顾这一套的。在万历中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君为臣纲”，也不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皇帝不但控制不了朝政，控制不了大臣，他甚至在妻妾问题上都是那么地无奈，更不用说在立储这样的大事情上了。

当然皇帝有强弱之分。但对已是中后期的大明王朝，又不仅仅是强弱的问题。此时一切都已根深蒂固，蚂蚁憾大树，是何其之难！所以万历再一次告诉我们，单个人力量是有限的，还是要建立健全的制度，靠制度来管理国家，才是长久发展之计！

万历改变不了，只好消极怠工。张居正积极变革，但并未力挽狂澜，最终还被断棺戮尸。海瑞一生刚直不阿，甚至犯颜强谏，但也只是给乌烟瘴气的大明王朝吹来了一阵夏日的 凉 风，而他背后却悄然刮起了凛冽寒风。

书中还有一个作者浓墨重彩描写的人物，那就是戚继光。在历史书中我们只知道戚继光是一个抗击倭寇的民族英雄。但从万历中，我们读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还感受到了一个英雄的暗然神伤。

是的，大明王朝已是穷途末路，纵然有英雄盖世，也只能是浩气长存于天地，而不能力挽狂澜！

所以，万历还是有些看头的，对于明历史、观当今、思未来应都是颇有受益的。一本书能这样让人有所看，有所思，就算是本好书了！

《沉思录》是一本彻头彻尾的垃圾书。此书所有的内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与人为善。而这句话二千多年前的孔圣人早就开始教导咱炎黄子孙。所以，咱中国人不必读了！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篇二

读完《万历十五年》，我想重点通过万历皇帝，张居正，海瑞这三个人物来分别分析明代的社会制度，政治状况和伦理道德。

书中，万历皇帝早期曾是充满激情的，曾希望励精图治，他阅览各朝实录，同学士们讨论历史兴亡，亲自徒步十余里前去求雨……但随着文官不断地对他提出劝谏，对他不合道德的意图作出抗议，万历皇帝深感自己是不自由的。自秦开创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以来，君主受限的因素变成了伦理道德。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通过所谓道德礼法，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摈斥他个人的意志。皇帝已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一种权威性的象征。纵使身为九五之尊，天子依然受制于群臣。万历皇帝清楚地认识到这点之后，索性以“无为”来对抗文官，采取了长期怠工的消极对抗。

在我看来，个人私欲同伦理道德在大部分情况下是相背的，而万历身为皇帝，在众目睽睽之下，绝不能有逾距的行为。如果将私欲比作阴，道德比作阳，那么一众文官都不希望皇帝有阴的存在。他不能立心爱的皇贵妃之子为太子，也不能在死后同贵妃葬在一起，他无法置文官的意见于不顾。明朝废宰相，设内阁，是君主专制高度强化的时期，但是万历年间，皇权却依然受到束缚与限制。这是合理的，因为皇权理应受限以保证政治的清明。但这又是不合理的，因为朱元璋废除宰相设内阁是为了加强君主的权力，而到了后世，这种制度却过度僵化，以至于在这样的体制之下，万历皇帝只能成为被体制束缚的傀儡。

从第一章开始，这本书就提到了张居正。张居正是个有执政才能的人。他生前权倾朝野，死后却惨遭抄家清算，甚至连“太师”之名也被夺去。他的不幸下场除却他自己处事不妥的因素以外，还离不开众文官集体对他的参劾。从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出，明朝时期文官集团是非常具有团体意识的，他们懂得什么时候同别人联合起来对付敌人，来凭借多数人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

张居正一生勇于改革创新，着实有功劳，他生前被人忌惮，还有很多人试图同他交好，而在他倒台之后，大家却又集体检举他的表里不一，独断专行和待人不善。这应该可以称作是“世态炎凉”。书中写，同乡之间，甚至是同年之间参加科举获得功名的官员，甚至考生与主考官之间，都是应当相互关照的。明朝时期文官俸禄微薄，为了彼此之间相互照应，产生了很多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团体。张居正在任官时期凭借自己个人好恶提拔官员，以致很多有权力的人都是他的亲信。而申时行在担任首辅之任时，扮演着和事佬的角色，不断调解官吏之间，官员与皇帝之间的各种矛盾。有人曾背地里评价他，说他并没有什么建树。申时行只觉得他不理解自己的苦心。在他看来，如果他的施政记录是一张白纸，这反倒证明了一切都被纳入规范之中，都在正常运转。不管这两个人以怎样的方式处理政务，都从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明朝政治体制之下官场上的腐败。

很久以前就看到过海瑞备好自己的棺材，然后去痛骂皇帝的故事。海瑞这个人的性格特点非常鲜明，那就是正直，甚至正直到了古怪的地步。他力求节俭，吃穿用度一律从简，甚至连文书用的纸张都做出了严格限制。他的刚正不阿受到了一致的赞扬。文人饱读四书五经，知道什么是忠义，他们知道怎样能够流芳百世，所以哪怕放弃生命也要来贩售自己的道德。我们没办法揣测海瑞本质上是不是出于这种情怀，但是他确实身体力行，比谁都要清廉正直，爱惜百姓。

这到底应该如何形容？我们为他的高尚人格而感动，称赞他的品性，称赞他的节操。但是这种崇高的背后，实际渗透着千百年来为中国社会所恪守的伦理道德。这种道德观念经由历朝历代留存至今，皇帝用道德来统治人民，但自己和自己的臣子却无一避免地受到了道德的洗礼。没有人能逃脱精神上的禁锢，道德已不仅仅是统治者的工具。当统治者试图利用道德来稳固自己的政权时，道德却也使政治体制越发固化。即使如此，皇帝和官吏都不是绝对的“阳面”。他们嘴上往往颂扬着道德，行动上却将个人私欲排在前面。海瑞受到集体表彰，但背地里，百官排斥他，厌恶他，弹劾他。宋代大儒朱熹对于四书的注释被列入了科举考试的内容，明明社会风气理应更加纯良，而人们内里的私欲却与表面的道德越来越远了。

从主观上来说，我很欣赏张居正先生。虽然他也有短处，但是我认为他总体上是功大于过的。“工于谋国，拙于谋身。”是海瑞对他的评价。他的励精图治，他的锐意改革，还有他出言讥讽无能者的行为，都让我很有感慨。看到第三章的题目“世间再无张居正”的时候总觉得唏嘘不已，隐约能感觉到黄仁宇先生对这位首辅应该也是一种惋惜的态度吧。

全书开篇提到“……这些事件，表面上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再看本书目录，从万历皇帝到首辅张居正，从将领海瑞到思想家李贽……每一个章节都对不同的历史人物进行了着重叙写。受着种种限制束缚的万历皇帝，活的得一直都像他死后所葬的地下玄宫一样凝固与窒息。海瑞同张居正一样都是在不断求索，希望能找出一种合适的方式，使帝国能纳入他们所设计的政治规范内。然而最终他们的命运都是无望的，生在一个道德伦理不断加强，君主专制不断僵化的里，每个人的命运都是早就写好了的悲哀，正如这个即将走向覆灭的社会制度。

同大多数进行整体性理论概括的书籍不同，《万历十五年》以单独的个体为着眼点，以1587年为时间主轴，向前后左右不断延伸，向我们展现了明朝万历年间的社会状况，由此又能够见微知著，从而窥见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中国在明朝中期之前，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自明朝中后期以来，便不断没落，再也不复昔日的荣光。

万历十五年总会带给我一种沉重感，书中的很多人都在努力地伸出手试图挽回着什么，然而更多的人选择无动于衷。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努力者的功夫都是于事无补，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只好选择放弃。或者说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放弃了什么，又顺从了什么。一代王朝走向覆灭，而摇摇晃晃的封建制度也最终轰然倒下，只留下了落后的中国。这是社会的必然，也是社会的悲哀。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3700字 篇三

以前对《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印象最深的是关于中国缺乏数字化管理的论述。当黄仁宇描述着一场杂乱无章的古代战争时，难以置信的统计和控制之劣，近乎荒谬，远远偏离了我对智勇双全的先民的恭敬想象。黄把中国形容成一个庞大的以礼仪统治的国家，由天子和官僚作道德楷模，指引小民的生活，而管理则是模糊和杂乱的。具体到基层州县，政务中充满了模糊的统计数字和含糊夸大的文字报告。

再读时，这个论断的真实性在我的头脑里大打折扣。黄无疑夸大了道德规训(抄一个福柯的词哈)的力量，并低估了地方官对地方的控制——很难想象这个由庞大税收养活的王朝没有潜质进行严格的税收，并把军事等方面的动员力深植到地方。

再读的亮点是关于官僚体制。根据黄的描述，庞大的文官集团并不象理想中的士大夫集团一样和衷共济、人人都是道德楷模。由于个人的力量相对整个体制(以及天子)的力量而言过于微小，为了寻求安全感，他们务必结成一些集团，谋取共同利益。讲到张居正时，黄说张的任人唯亲几乎是无从选取的，正因他应对数万人的官僚队伍，没办法考核和选取，只能选用自己了解的人。

联想到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实际上是政治谋生手段，是自保和发展的必然要求。综观中国的选官制度，从汉朝的“举孝廉”，到魏晋的九品中正制的门阀世族子弟作官，再到隋唐的科举取士，只有加强了中央在体制中的权威，使每个人拥有同样的机会，在选官过程中才不会出现力量的聚合现象，即一个个体不需要投靠一有力实体以在竞争中获得机会。但这只是选官阶段，只是仕途的门槛。

既已成为进士，有了公务员资格(当然，在考取公务员资格过程中，古往今来，作弊一向是屡见不鲜的超体制行动)，今后在仕途上的发展、能否得到肥缺和升迁机会，其评价途径就不得而知了。在明朝，每六年进行一次全国大考核，不任事的官员会被斥退或强迫退休。然而正面的褒奖从何而出？升迁的名单如何确定？想必不是件十分公开的事。就象这天的选民们并不知道也无从预测人大开过后有哪些新官上任。新闻联播里念名单的时候，我每每觉得他们是刚从哪个石头缝蹦出来的大圣。

没有简明可操作(如科举一般)的程序，单个的官员永远是最弱势的群体。在混沌而充满风险和竞争的体制中寻求自保的最好方式，便是结党。虽然圣人说“君子不党”，但君子要想实现“治平”和“升官发财”的理想，不党恐怕是不成的。

中国历史奇妙就奇妙在，它是由无数轮回组成。惊人的相似性是最富戏剧性的资料。于是在中国的官僚体制中，党同伐异、相互攻击和权谋妥协，一其始终。台上投票握手，台下踢脚，表面上看波澜不惊，小民仍颂之为人民公仆，斗争是永远无从与闻的。

黄认为中国官僚体制中，所依靠的道德缺乏约束，又没有良好的数字化管理，作为帝国真正主人的官僚集团内部存在无数利害冲突，构成了“一个带有爆炸性的团体”。有明一代，在万历后期，官员便已看透了中枢势微，只需敷衍应付。那时候的皇帝也不懂搞整风或者三讲，于是官场不良风气如瘟疫般泛滥，tanwufubai风行，并愈演愈烈，“使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其因此能勉强维持，实在是替代的办法尚未找到”，而且庞大、历史悠久如我们的帝国，仅靠“惯性的作用”也可继续存活若干年月。

对这个关于危机和崩溃的故事，我存在深深的怀疑。据我的印象，没有哪个王朝的崩溃是由吏制腐败直接、或有极大相关性间接导致的。想来想去都是地方武装势力坐大和外族入侵的结果。即使是苏式唯物史观高唱赞歌的农民起义，也但是是起到了较大的助力而已。也没有听说哪个王朝的诞生，是因了清明高尚的吏治，谁都知道中国的开国皇帝，基本都是立刻得天下，怎样也要打赢一场解放战争才能坐稳江山。而为了打仗而积蓄力量时，不可能广施仁政而不横征暴敛。

这就牵扯到一个中国社会的稳定性问题。在自动控制理论里面，听说有个叫做“鲁棒性”的东西，指的是某样东西的抗冲击潜质、自我稳定力。吏治腐败，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撼到国体根基，社会体制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容忍吏治腐败、而持续自身的稳定性？

记得十几年前，天真的学长们走上大街，到处张贴标语如：“卖掉奔驰，还我钞票！”历史于是又一次证明，使中国社会持续稳定(或破坏它)的，不是百姓，而是控制着铁和血的“仕大夫”。

黄显然把帝国的体制看得过于单薄了，更需要思考到的是，体制的对立面是零散势单的无数愚民。除了以宣教方式起作用的一面，这个体制已经自发构成了某些游戏规则。这些规则产生于制度的罅隙，是基于自然界优胜劣汰的无政府状态，用吴思的词，这些就是“潜规则”。

古往今来很多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坚信中国是礼仪之邦，人人事事都尊制循礼。这种错觉掩住了无数双有穿透力的眼睛。

吴思把中国还原成一个暴力左右的社会，由一个个、一层层暴力集团统治。我认为，他用人类学的方法发现了“潜规则”，这一重大发现的好处对中国而言肯定超过了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发现(况且好象这个剩余价值也不是马克思最早发现的)。鲁迅以前讲他一个朋友看史书，从字缝里只看出“吃人”两字，他和他的朋友都狂得很帅很有穿透力，偶很是心仪。

在以德治国的背后，是无数制度的缺乏和失去控制的现实，在那些空白的地方，滋生出基于达尔文理论的潜规则，实则这些潜规则才是支配中国社会结构运作的真正幕后老大。因此即使如黄氏笔下所描述的，万历皇帝正因立储问题与群臣交恶，消极怠工而使官僚机体败坏。整个帝国的真正规则，并没有受到任何损害(从善恶性质讲，以前也好不到哪儿去)。万历的行为可能只会给规则的运行带给更好的生存环境。

结党依旧，贪暴依旧，买官卖官依旧，上京开会上供跑官依旧，只是外部环境更宽松了而已。何况那时候交通不便，跑跑官也不会出车祸死在路上，想搞性贿赂也不用非得自己献身，成本实在低多了。形势一片大好。

黄的自传《黄河青山》，读过两遍，每次都是在他开始讲自己的学术生涯时打住，后面的数页曾帮我一次次入睡。这许是正因我更喜爱看作为国军军官的黄先生的故事。在抗战期间，读大学的黄投笔从戎，之后在中国南方的偏远地区打游击(游走也许更贴切)，跟总部失去联络，带着一帮衣不蔽体的饥饿士兵在旷野中跋涉了半年。我猜想这段郁闷的经历给黄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人对军队和战斗的控制潜质，使书生的他惊诧而至于忿恨。他所说的数字化管理，如果没记错，应出于马克斯·韦伯的“簿记式管理”，能够想象，脱下军装读博士的黄先生在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该是多么的兴奋。也不管韦伯所说的这个是公司管理，即使是与明朝同一时代的西欧国家的政府也不曾有过，何况中国？

(完全植根于西方土壤的资本主义，在中国是不存在对应物的。资本主义从西欧产生，然后铺展到全世界。而所谓“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绝对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是苏联五种社会模式的蹩脚注脚，围绕它的时刻地点的争论，是一场多么搞笑的学术闹剧！它唯一的贡献就是养活了中国那么多历史学家，又是出书又是评职称又是开学术研讨会，开心得不亦乐乎！)

如果用中国根本不可能产生的所谓“数字化管理”来解释中国的朝代更替、帝国的崩溃过程，其荒谬程度能够与“关公战秦琼”比肩。更没法解释同样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清，又怎样存活数百年。(MD，封建又是个我不能容忍的伪命题。)

不是用历史去发现、质疑理论，而是将历史活生生地Yan割后去注解理论。这么不历史主义的观点，竟然出自一个大历史学家的手笔，而大一时的我还以前那么崇信他。。。毕竟是个丫头片子啊。。。

吴思能发现潜规则，必须是从他对中国土匪，以及小民在乱世的生存选取的研究中获得的灵感。中国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大都认为“历史，就是制度的历史”，继而把制度局限在上层建筑范围，再缩小到对官制的研究，因此估计是没法象他这样独辟蹊径了。中国人的学术创新潜质是怎样被束缚的，能够想象一下。

最近也在重读王小波的杂文，发现他也写过一篇关于〈万历十五年〉的书评。关于这本书，王没什么高深见解，只是朴素地举了个反例。他说，中国要真用数目字管理，只能更糟——大跃进时，卫星上了天，经济和生产但是下了地。

不真正改变中国的机体运行环境和模式，生搬硬套来的东西全都靠不住。钱锺书说，西方什么东西到了中国都会走样，呵呵，是之谓也。

不管怎样说，〈万历十五年〉还是一部好书，正因我读的时候强烈愉悦，它带给我的启发层出不穷。作者读史的视角和纵横摆阖史料的潜质真是太强了！批评他，我多少有点黄口小儿的感觉。但是关注经济时代，批评也是增长点啊——以此乱糟糟的文字向黄先生致敬。

搞笑的是，2011年曾与中华书局此书的责编@西丰客人兄一齐吃海底捞，饭中并未聊到此书。此刻看到此文和老兄的评论同在此书主页下，还真有点意思。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篇四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的一部明史研究专著，也是他的代表作。

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明朝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作者认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作者揭示出了明朝虽然当时国力强盛，但已经开始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的原因。

有评论说：它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前辈，古时候的读书人，或者叫作儒生们，是怎样作人做事的。古往今来的读书人，从经典里学到了一些粗浅的原则，觉得自己懂了春秋大义，站出来管理国家，妄断天下的是非屈直，结果把一切都管得一团糟。大明帝国是他们交的学费，大清帝国又是他们交的学费。老百姓说：罐子里养王八，养也养不大。儒学的罐子里长不出现代国家来。万历十五年是今日之鉴，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之鉴，希望他们读过此书之后，收拾起胸中的狂妄之气，在书斋里发现粗浅原则的热情会有所降低，把这些原则套在国家头上的热情也会降低。

通读下来，戚继光给我的印象最深。后来又读了有关戚继光的其它史料，感觉戚继光虽是个伟大的民族英雄，但他也并非刚正不阿，也惧内，也和当朝首辅张居正拉关系。总之，人无完人。英雄也是一个平常的人。

历史是一面铜镜，但遗憾的是，历史在不断地重演着，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篇五

《万历十五年》是对明代衰亡原因的概括，选取的人物分别反映了不同方面衰亡的原因，而这些原因又可以归结到社会制度的某个问题上去，让人明白明代衰亡的表面与内在之间的必然性。

从“表”上看，分为几个方面：

第一，皇帝制度本身是君主专制，而皇帝决策常常有误。并且在与群臣的较量中，群臣占优，皇帝便报复性地消极怠政。一方面皇帝能力有限，另一方面皇权正在被变相地攻击而受限。前朝的集权化导致了万历年的皇帝即便不谋其政也不让大臣出头，结果拖累了社会发展。

第二，官僚政治严重。书中有一句话说“官只担心民众吃不饱，不担心民众吃不好。”官们更关心的是“合法与非法的收入”，地位，名利。私心人皆有之，但放到国家层面，缺乏法律规定，便一发不可收拾起来。这其中重要的一环是张居正。《明朝那些事儿》这样评价他：“最奸的奸臣都被他赶跑了，你说谁最奸。”他对皇帝来说是父亲一样的存在，而张居正本身是官僚阶层的顶点，是剥削阶层的主力。尽管他本人渴望更好地治理国家，重视民生，但他所在的阵营却因他的力量壮大甚至与他本人、与皇帝对抗。

第三，是岗位待遇问题严重。明代官俸之低众所周知，而正是这一问题导致监察部门对腐败视而不见，从而使人民生活水平与生产力长期低下，转而又威胁到岗位待遇与税收的规范性。

第四是部门管理上的不科学。其严重后果从倭寇攻入内地环南京城抢掠后全身而退可见一斑。曾经发展水平世界第一的明朝被日本这样一个弹丸小国来的流寇恶民如此狂虐，其部门管理确实存在极其严重的漏洞。说到底，还是中央机构、文官集团没有一种有效的制度来管理军事机构，使其能高效运作又不至威胁中央集权。而文官集团在日本人的长刀架到脖子上之前并不想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些人更在意的是压制武官以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主导社会风气，攫取更多物质利益。因此，若无张居正这样的人力挽狂澜，事情还不知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然而这四个方面，以及其他未提到的方面，在书中被归结到一点上：道德统治社会。以四书五经作为不成文的治国方针，让人的利益、欲望缺乏可见的管制，而使行为与准则渐相背驰，而形成的了“阴”与“阳”。明代是一个充斥着“伪物”的朝代。哲学家李贽也因研究这种现象而名声鹊起，最后却触犯了士绅阶级利益而在当时身败名裂；张居正生前励精图治，死后也被大清算；二辅门生参奏大辅，三辅门人参奏二辅；戚继光因自己用士兵武器战斗而得以留职，他的同僚却因支持技术创新发配边疆，只因技术发展要重新洗牌各个衙门和官职。文官集团曾为这个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却成为了社会毒瘤。这不是什么人性的悲哀，人为利益来去本无可厚非，说到底还是治国之本出了差错。

由此观之，要整顿的是执法制度和力度、社会生产制度、军队编制，而最重要的还是限制这些“伪物”，着眼人的生活水平，尽可能利用当时的剥削关系促进技术发展，再促进社会革新，这样以来就可能为我们的明朝续上个几十上百年的寿命了，直到工农社会真正的主人再次为自己代言。

可是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万历十五年一去不复返。我们只有在它的教训之上尽全力把未来的事情做到最好了。

经典之作《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篇六

最初，是对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感兴趣，所以抱着强烈的好奇心翻开了《万历十五年》。后来一发不可收拾，记得大概从去年九月开始读，断断续续读了很久，读到今年七月，竟已刷了三遍，有种上瘾的感觉，而且每遍都有新的收获。黄先生的书让我从新的视角去审视、解读历史，感觉耳目为之一新，眼界为之一开，回味无穷，而这远远比单单了解历史事件来得有趣和重要的多。

《万历十五年》，正如它的书名一样——1587，这一年没啥特别的事发生。是的，就在西方文明已经开始在大洋上开疆扩土的时候，对于世界另一端古老王朝的帝王、首辅、谏臣、将领、大儒而言，1587这一年却是极为稀疏平常的一年，一切都按照预定的轨道悄然有序地进行着。然而正如静水流深，表面的不动声色之下，谁也不知有多少的劲流在涌动、狂澜那样，大明皇朝在歌舞升平、花团锦簇的背后其实早已埋下末路穷途的伏笔：一位当初雄心壮志、克己守礼的帝王在受到亲侍近臣欺骗后对朝政心生失望厌倦；一位有心辅助君主、温和谦让的首辅深陷党派之争、疲于应付；一位早已离世的重臣仍释放着他的政治影响力、引发朝局动荡；一位铁面无私、忧心天下的清官却屡遭排挤、孤独终老……其实每个人的初衷都希望这个王朝能走向世界之巅，然而在实现家国理想的道路上，他们越走越偏、越走越远。是的，有时候，当你满心以为你能够左右世界的时候，历史总会给你当头一棒，最后你只能大失所望、哀叹无力回天，不得不妥协求饶，成为历史的附庸者，随波逐流。

为什么帝国的梦想总是破灭，黄先生在书中给出了答案。一直以来，作为稻作文明的典范，我们的国家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认为“仁政”、“德治”才是一个国家得以长治久安的根本。那么怎样才能有效地使政策在幅员辽阔的国家由上及下全面推行？我们的先祖们显然很有智慧，他们认为“礼治”才是唯一符合正解的选项，于是他们制定出一系列简单粗狂的道德标准来规避复杂的政治架构(对的，这也就是被我们所熟知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等)。天子的一言一行既是万民的遵守范本，也受众人的监视督促。从一方面来说，“礼治”使朝政简化，臣民们不一定要明白施政者的用意，只需埋头遵守，即可达到政通人和、相安无事的效果；从另一方面，这样“礼治”又极其脆弱，因为把这样一个庞大帝国完全地交托到一个人(或者一部分人)的品德之上其实是非常危险，毕竟天子不是真正的神明(他同样是一个有血有肉、既会冲动又会感伤的“人”)，大臣们也有着这样那样的自身局限，这种看似坚不可破、高效便捷的制度其实自带bug，又何以能够独善其身呢？所以呀，一味追求虚无缥缈的道德至上，而又在法律上缺乏创造性，“其社会发展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同样加速帝国灭亡的是明朝的文官集团、文官文化。书中有这样一句话：“难道一个人熟读经史，文笔华美，就具备了在御前为皇帝作顾问的条件？难道学术上造诣深厚，就能成为大政治家。”青年的申时行就曾对文官当政有所疑惑，但是这就是当时明朝的政治生态。文官集团既支撑着帝国的运行，又是帝国的毒瘤(做事缺乏条理、庸政懒政、表里不一，拔与不拔，都是悬在整个帝国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因为整个文官集团是依附中央集权、道德管理而产生的，而在道德管理的社会里，道德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天底下的大道理都可以常情来度量，即使是最为严格的教条，也承认因情理而发生的例外。这就加深这个阶级的两面性。一面要标榜着、维护着世人公认的政治理想，一面又有着各自的七情六欲、暗箱操作，这就是这个阶级失败的原因，这也就是整个帝国失败的原因。

《万历十五年》，一本优秀的书籍，但由于我见识粗浅，不足以囊括书中精华，只能谈谈个人感受。对明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一读。

名著《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篇七

张居正在历史上以铁腕著名。黄仁宇先生认为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依靠自己的勤奋和人事关系安排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改革却远远超过了盘根错节的文官集团可以接受改革的范围，过大的威胁到了既得利益者而导致了最终的失败。

张居正的确很快，但是不见得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太快。只是现实没有给他放慢的机会。万历年幼尚有他改革的机会，一待万历成年，有了自己的见解与看法，他的种种措施很有可能化为泡影。

他必须在短短十几年内获得成功。书中一章取名为世上再无张居正，倒是反映出作者对张居正的些许惋惜之情。如果多那么几个张居正，前赴后继般努力进行变革，张居正也不需要那么急切，可以按部就班理清各种复杂交错的社会关系，将整个社会推上正轨。

只可惜，儒家的中和色彩排斥着这种人的存在。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篇八

这本书——《万历十五年》是无意间发现，起初是以为与大明王朝一样，是小说，是演绎，后来却发现不是这个样子，如作者所言，这本书既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报，也不能算严格意义的商业产品。

作为一个多年旅居国外的华人，文字的写作风格已经深受影响，中国人做的史书多数很隐晦，虽不至于像段子里讲的，中国的史书里除了名儿是真的，情节全是假的，但是读起来总感觉悬在空中，纪传体由司马迁发明，我不确定这是不是武侠小说的起源。这本书的文风平淡如水，婉婉道来，但是这水不是清流急湍，而像泡老了的带着茶末的水，总感觉沉沉闷闷，但是又说不出哪里有问题，就如同书里的那些主角一样，在大道德的规范下，都低着头，弓着腰，不能突破，也不敢突破，就像头顶一层厚厚的云层，这就是这本书整体的感觉。

作者的大历史观，要放到什么样的视角去看待历史的变迁，王风起于青萍之末乎？还是客观的事物规律有其必然解决，这本书里对于现状我看不到解决的方式，太多的无奈可奈何，太多的无能为力，最终只能被历史的洪流推动着，最终被碾为粉劑，唐宋元明清，秦皇汉武，唯独这个明的味道有些特殊，逻辑思维有几期节目讲的就是这个大明，有意思，可以看，这本书，也值的一看。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篇九

读罢黄仁宇的《万历十万年》，不得不对本书作一个高度的评价。短短四个篇章，从万历及两位首辅的角度揭示了大明帝国在长期“不事朝政”的万历手下正常运转的奥秘；后三篇章选取了万历年间具有代表性的三个人剖析了万历这个时代。其中最令人感慨的，必是张居正、申时行两位首辅。在笔者眼中，前者是一位素质过硬的政治家，后者是一位聪明绝顶的官僚。但如果给他们打分的话，两者我都不会给满分，因为两个聪明一世的人在同一个问题上犯了不一样的错误，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一、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

在分析、比较这两位首辅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阐明这样一个观点：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同样一段《明实录》中的史料，由于史官对事件背后的故事不会有详尽交代（甚至是为了政治利益能够篡改历史），不一样的人会从同一段史料中得到不一样的结论。

例如在谈到隆庆年间的首辅高拱被黜一事时，黄仁宇认为是高拱一句“十岁孩童如何治天下”的言论体现了其谋逆之心，从而得出张居正与冯保联合罢黜高拱是维护了大明江山的结论。在笔者看来，这一结论多少有些荒谬。第一，从政治意图来看。明朝文官大部分是政治动物，他们的所作所为必定贴合“赢利远大于风险”这必须律。“高拱谋反”的获利无非是继续做首辅或者自我登基，而付出的却是身家性命乃至九族安危。况且太平盛世谋反乃是滑天下之大稽！第二，从史料看来，并无充足的资料能够证明“高拱谋反”（史料中并无高拱收买内侍、准备兵丁武器等行动）。若将黄仁宇先生的“谋反”理解为“摄政”，那么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任何人成为首辅必然都会“摄政专制”。第三，从结果来看，如果高拱是真的谋反，他的下场会是罢黜这么简单吗？第四，就张居正、冯保和高拱的关系来看，他们完全有理由陷害高拱。张居正并非高拱的亲信，高拱对权力的独揽已经引起了诸多大学士的不满，自然也危及张居正的安全。而高拱对冯保的升迁也屡次阻拦，足以引起他的愤恨之情。所以，高拱被黜是张居正和冯保的阴谋，他们将高拱原话中的“孩童”改为“天子”，这句话便有了十足的杀伤力。这么一个简单的文字游戏获得的回报便是张居正的首辅地位和冯保的司礼监秉笔太监一职。能够说除了获利之外，张居正能够自保，冯保能够复仇。

除了对“高拱罢黜”一事笔者与黄仁宇先生观点不一样外，“徐阶是强占土地的富豪、地主”和“郑贵妃是聪明的女政治家”的观点笔者也不是完全认同。此外还需指出黄仁宇先生在第一章中所犯的一个小错误，即宫女“许配”给太监后并非成为“答应”。“答应”是侍奉皇上的地位较低的宫女，而这种被称为“对食”的现象并非是光明正大的。

以上是笔者阐述的一个基本观点：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

二、“官僚”和“政治家”的名词解释

下头笔者将对“官僚”和“政治家”连个名词进行简单的解释。在笔者看来，政治家相对于官僚，对政事更加负责，出发的角度基本上是江山社稷、道德礼仪；而官僚关心更多的是自身的地位和安全。在那里不妨列举几位名人。徐阶（嘉靖年间首辅）是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并且他在这两方面都相当出色，在嘉靖年间的首辅之争中不但政绩上有所建树，最终也得以保全自身；严嵩是不折不扣的官僚，他应对蒙古骑兵入侵京城附近地区的行为作出的“不抵抗”的决定至今令人唾弃；海瑞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实际上他是懂得官场之道的，可是却绝不践行），但很不幸的是他也是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抗倭名将戚继光也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

笔者说张居正是一名政治家，并非说他不懂为官之道，只是他升迁太过刚愎自用，不知韬光养晦，才在死后遭挖坟鞭尸抄家（这和多尔衮何其相似！），所以不能称之为合格的官僚；说申时行是一位出色的官僚，但同时他也是一名较为合格的政治家，毕竟治理黄河和封贡互市都是他不可抹杀的功劳，但因为他在“争国本”事件中太过圆滑，首鼠两端的行为触犯了文官集团坚守的道德礼仪，所以才黯然退出政治舞台。若两人做比较的话，张居正是政治家的代表，而申时行是官僚的代表。

三、张居正和申时行

自古以来，君权和相权是一种博弈平衡的关系。可是在明代，作为君权外围的宦权也加入了这种博弈。君权的外围有宗室、外戚和宦官三种，但在明朝，宗室被打压（为了防止靖难之役重演），外戚势力弱小，宦权得以提高（尤其是东厂出现之后）。就相权而言，在明太祖朱元璋撤销宰相后跌入低谷，但之后出现的内阁又极大地提升了文官集团的权力。大学是手中有权力，而言官御史们有战斗力，他们的目的有的是为了个人私利，但大部分是为了江山社稷或道德礼仪，所以文官集团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君权时而联合相权对抗宦权，时而联合宦权对抗相权，但都是为了寻找权力的平衡点。若宦权与相权联合，那儿皇权便岌岌可危（天启年间的魏忠贤及阉党造成的动乱就是一例）。对于张居正和申时行而言，前者维护的是相权（是自身的相权而非整个文官集团的权力），后者维护的是君权。

这种情景的产生，主要原因在于两人所处的时代环境不一样。张居正当政时，万历正处于青少年时期，不可能完全独立地把握政局，所以张居正扮演了臣子、导师和严父三种主角。他是一位合格的教师，教习经史，并适当调整科目以使万历朝向正确的方向发展（避免了万历沉迷书法而重蹈宋徽宗的覆辙）；他也是一位合格的臣子，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他联合宦官冯保、外戚李太后稳定了政局，避免了朝政动荡。同时在前期，他肃清吏治，任用贤人，使得大明帝国能够正常运转。但作为一名“严父”来说，他的行为太极端，在万历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种子暂且不说，他当政后期任人唯亲、扶植私党、排除异己都在与他有利益冲突的文官心中埋下了导火索。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张居正和其亲信势力过于庞大，影响到了皇权，所以张居正死后的悲惨结局也可想而知。张居正确实有过硬的政治素质，但太过刚愎自用、傲慢自大，才不会有一个完美的收场。此外，还需张居正一个并非高瞻远瞩的决策，那就是“考成法”。最初施行时确实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也导致了明朝中后期一个极为严重的社会矛盾——流民现象。所以张居正当政前期的表现令人叹服，但后期其盲目自大却又令人扼腕叹息！

作为张居正的亲信和万历的教师，申时行成为首辅的时候，万历已经成为了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加之张居正的前车之鉴，申时行的政治风格更倾向于温和稳重。例如张居正刚去世时，言官大臣纷纷上述弹劾，申时行既不参与弹劾自我的教师（在其他人眼中他不搞政治投机），也不维护自我的教师（不与众矢之的统一战线以维护自身安全），但暗中他还是极其照顾张居正的家人，多次暗中阻止吵架等活动。由此可见，申时行处事确实圆滑。而却他上任之后立刻废除了张居正的“考成法”，大大缓解了社会矛盾；他任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对蒙古采取封贡互市政策，这都是他不可磨灭的攻击。但作为一名官僚而言，他对君权的态度在“争国本”事件上与文官集团的道德立场完全相悖，导致辞官回家的惨淡收场。

在对待君权的态度上，张居正的极左做法触怒了君权，申时行的极右做法触犯了相权，所以他们在权力博弈中并未找到平衡点，结局也就不那么完美。可是在“成王败寇”的权力斗争中，千百年来哪有完美的结局呢！

四这本书带给我们的黄仁宇先生在书中也降到了海瑞、戚继光和李贽三人，他们代表了不一样阶层不一样环境的人，但同样怀有“治国平天下”的梦想。当年明月曾说过：“‘知行合一’这句话，张居正读懂了，海瑞没有读懂。”我想戚继光和李贽也都读懂了，仅有海瑞一个人生活在他那“非黑即白、非是即非”的教条主义世界中。

应对同样的现实，戚继光顺从了，人们在他的杀敌保固与为官的左右逢源中却读不出他的无奈与孤独；李贽选择了出价，却始终无法割舍对这个社会的关心，同样更不会有人读懂他孤傲的悲凉。

这本书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大明帝国这台生锈的机器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只是依靠文官集团和几个强有力的君主在维持着齿轮的正常运转。张居正的折腾（京察、考成等）造成或加剧了社会矛盾，而申时行、王锡爵等人的“无为而治”反而更加有效。但最终，崇祯皇帝，这个有勇气、有骨气、有决心可是缺乏知人和远见之明的君主改革了驿站制度，社会矛盾加剧，加之四方战火和天灾人祸，导致了整个大明帝国的灭亡。

之后建立的大清帝国，类似的体制、类似的经济模式也预示着历史的大失败会继续上演。中国的这种所谓的封建专制体制并不见得比资本主义落后，只是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的制度在腐败的铁锈出现后，自然落后于一杆新制的枪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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